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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建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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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国富优先”到 “民富优先” ——基于发展

作者简介:周晓红,江西行政学院工商管理教研部教授 ,研究方向:经济管理与企业管理。
【摘 要】“富民”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也是坚持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具体体现。长期以来,由于奉行国富优先的理念,以及受传统体制的束缚,人民并未随着我国国力的显著增强而富裕起来。必须尽快地将发展导向从“国富优先”向“民富优先”转变,为劳动者提供更多创造财富的机会,更多地让利于民、藏富于民,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让共同富裕从理念变为现实,最终实现民富国强。
【关键词】国富优先;民富优先;民富国强;民生民富建设
【中图分类号】 F06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4997(2012)03-000119-07
 
一、国强还是民富:历史梳理和现状分析
中华民族在历史上是多灾多难的民族,于是,谋求国家富强便成了全体中国人的共识。强国理念对维系民心、凝聚国力确实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当强国意识发展到极致之时,就会不可避免地导致民生、民本的边缘化,甚至国强民穷、国进民退,而始终难以实现富民目标。毋庸置疑,无论是从经济总量还是从综合国力的角度去衡量,今天的中国已经是一个世界强国,但在国家财富增长的背后仍然存在国富民穷的隐忧,怎样解决国富之后如何民富的问题成为一个战略性难题。十七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民富”概念,十二五规划建议提出,要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一系列国家战略和制度安排都意味着中国即将步入由“国富优先”向“民富优先”的发展导向转型的轨道。
在民富与国富孰先的问题上,古往今来中国的当政者和思想家多强调“国”在“民”先。数千年封建社会,尽管偶有汉朝“文景之治”时期“修养生息”、“轻徭薄赋”,清朝康熙年间“永不加赋”等短暂的赋税改革举措,但往往多被后继执政者视为服从于富国需要的权宜之计而取消。以汉唐盛世为例,汉代前期的统治者就以无为而治的黄老之术治国,田赋制度从开国之初的十五税一到文帝时期的三十税一,甚至从文帝十三年起免除天下十一年的田赋。同时,人头税制度也从最初的成人一百二十钱一年减至四十钱一年,极大地减轻了人民负担,正是这种历史上鲜有的轻税政策造就了著名的文景之治。但汉武帝登基之后,不断的大兴土木和对外战争导致国库空虚,国家开始加重税负,实行盐铁专卖。随着商业垄断和中产以上家庭的破产,汉代前期与民休息、藏富于民的格局被彻底打破,致使汉朝最终走向国强民穷,直至衰落的道路。唐初统治者汲取前代的历史经验,也是采取轻徭薄赋的税赋政策和土地制度,让人民在战后以最快的速度恢复生产,实现了开元盛世时期的民富国强。自汉唐之后,真正实行轻徭薄赋、藏富于民的朝代少之又少,民富思想成为执政者维系统治的幌子。一个历史性的规律就是:历尽战乱的朝代大多都在开国之初施仁政、轻徭役、减税负,但在人民稍稍富裕之后便会苛重聚敛,富民理念往往在继任统治者时期戛然而止。没有以民富为基础的国家强盛终究摆脱不了王朝更替的历史怪圈,历代王朝都会因为无法解决国富民富孰先的问题而走向衰亡。如果说在19世纪中叶以前富国理念是执政者维持统治的需要,那么,1840年鸦片战争后,曾经的中华帝国沦为了“东亚病夫”,谋求国家富强就成为了全体中国人的共识。并且这一在19世纪中叶产生、曾经影响19世纪和20世纪的中国人的共识,还在继续影响着21世纪的中国人。民族存亡之际产生的富强观念带有强烈的时代特征,对我们民族的命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国家是富强的主体,在20世纪多灾多难和颠沛当中,正是这种民族意识、国家意识凝聚和支撑了我们中华民族,并已融入我们的历史和精髓。但这一国家至上的观念发展到极致,民生、民本就不得不边缘化,变成了对国家服从的附属物。而且还会导致国家权力的扩张。[1]
新中国成立6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2010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39.8万亿元,跃居世界第二位,2011年更是上升到47.2万亿元,国家财政收入、经济增长速度、进出口总额等数据,都表明中国已今非昔比,已经足够强大。但在长期实行的“国富优先”战略下,人民并未随着国家的强盛而富裕,国家财富增长大大快于民众消费能力增长,尤其是中低收入群体消费能力弱,使得社会总需求不足,经济发展缺乏内生动力,并导致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已经过去四年多了,但是,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仍然呈现下降之势。
 
 

图1  国民经济发展的部分速度指标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1》
由图1可知,1979—2010年期间,财政收入持续高于GDP增速,而居民收入则持续低于GDP增速,且在GDP中所占比例逐步下滑。数据显示,居民收入在GDP中所占的比例1998年为52%,2007年为41%,2011年为45%,2001年居民消费占GDP的比例为45%,2008年下降到35.3%,2010年则继续下降到34%,可见国富民穷趋势之明显。
当然,造成我国多年以来国强民穷、消费能力不足的原因众多,既与传统观念有关,亦受民族意识的影响,但其根本原因在于我国市场化改革不到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尚未形成。我国多年来实行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虽然采取了一系列变通性的制度安排,如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利用市场机制对资源进行配置,引进国外资本等,由于突破了原有体制的束缚,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得到充分的调动和发挥,从而创造了世界经济的发展奇迹,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改善,但政府主导经济依旧,受权力过分集中的政治体制的影响,国民经济的许多领域仍由大型国有企业垄断经营,大量资源的配置依然为各级政府官员所掌握。在这种体制和制度安排下,虽然国家经济实力雄厚,但民富目标尚未实现,贫富差距甚至越来越大。
二、民富是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体现
国家是由个人组成的,国家的财富是全民财富之总和。国民致力于创造财富,则国家财富总量增加。国民为自己创造的财富越多,政府的税基就越丰厚,国家财富自然就会增加。在当下,劳动者收入稳定增长,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社会保障逐步完善,这是国家实力壮大的表现。《管子》之《治国》篇曰:“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如果国家用增加了的财富造福于人民,则可实现强国富民。反之,则会出现国富民穷的结果。亚当·斯密也曾指出,劳动工资必须随国家整体财富的增加而增长,劳动者收入的增长也是国家财富的增加。丰厚的劳动报酬是国民财富增加的必然结果和自然反应。如果劳动者处于饥饿状态,则是社会急速衰退的征兆。[2]
新中国建立后,国富民强一直是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的主题,如何实现国富民强的均衡,如何实现人民共同富裕,党和国家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其间有经验总结,也有不少教训警示。毛泽东开创性地提出共同富裕的执政理念,初步提出依靠合作化实现共同富裕的基本路径,但由于左的错误,共同贫穷的落后局面并未根本改观;邓小平完善民富的内涵,厘清先富与共富关系,制定非均衡发展战略,提出了一个由局部到整体、由个别到一般、渐进式实现人民共同富裕的新理论,开创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江泽民肯定先富阶层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启动“先富”向“共富”的战略转移;到新一代领导核心提出了“利为民所谋”的执政利益观,实现“国强为先”向“民富优先”的伟大转变,每一次继承与发展,都体现了我党在理论创新与执政水平上的巨大提升与历史性进步。[3]
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坚持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决定性因素,是社会主义经济同资本主义经济的重要区别之一,甚至可以说是主要区别,因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目的在于最大限度地满足资本主义利润,在于追求剩余价值。两种不同经济制度的性质正是通过生产资料的分配和生产目的体现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剩余价值建立在雇佣劳动的基础之上,资本家榨取雇佣工人剩余劳动的凝结为其创造更多的利润,这种生产目的和分配方式必然带来两极分化的恶果,而社会主义的利润是用来扩大再生产,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以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1992年,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进行了科学的论述:“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4]胡锦涛同志指出:“不断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我们党全部奋斗的最高目的。”[5]因此,社会主义经济是以人为本的经济,是走共同富裕道路的经济。无论是社会发展还是改革攻坚,其最终目的都应落在改善并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上,而衡量改革的标准,就是人民生活水平是否得到了切切实实的提高和改善。所以,只有以民富为终极目标,坚持民富优先,共同富裕,才能体现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性质,最终实现民富国强。
当下中国,已经步入社会发展的转型期和改革开放的深水区。如何进行战略调整和制度安排,在发展导向转型的视角下解决民生、民本问题,更加注重全民共享与社会公平,成为中央政府工作的重点。 我党新一代领导人敏锐地察觉到国情民意的转变,新的党章修正案强调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这个重要思想权为民所用,集中反映了党的权力观;情为民所系,集中反映了党的群众观;利为民所谋,集中反映了党的利益观,这对加强民生民富建设具有深远意义。[6]
“富民优先”战略关乎改革成果的巩固和社会的持续发展,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建立一个决策、执行、监督为一体的科学发展体系,在政府、企业和社会三足鼎立的治理框架下变革和创新收入分配制度、公共财政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及其他配套性制度。同时借鉴历史和西方发达国家的富民经验,不断深化政治和经济体制改革,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富民道路。
坚持富民优先导向,实现富民目标,从根本上说,是要通过深化改革,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政府职能的转变,建立完善的公共服务体系。就目前来说,要大力发展民营经济,以创造更多的就业;给予中小企业特殊的财税信贷政策,促进富民经济发展;鼓励和支持劳动者创业,使其有更多创造财富的机会;进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进一步提高居民的实际收入水平;加快经济建设型财政向公共服务型财政的转型,为城乡居民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千方百计促进农民增收。只有这样才能使人民拥有更多的社会财富,让共同富裕从理念变为现实,最终实现民富国强,真正实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执政理念。
三、大力发展民营经济,支持鼓励劳动者创业
(一)大力发展民营经济,让劳动者有更多创造财富的机会
实现富民目标,首先要让劳动者有创造财富的机会。包括集体、个体、私营、非国有股份制等经济类型在内的民营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老百姓通过自主创业而形成的,大力发展民营经济,能够为广大群众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促进民间财富快速增长,使得广大人民群众快速富裕起来。因此,发展民营经济是创造社会财富的重要手段和基本途径,发展民营经济体现了在经济建设中坚持以人为本、以民为本,发展壮大民营经济就是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最根本利益。我国是人口众多的国家,蓬勃发展的民营经济为数以亿计的贫困人口创造了就业机会。没有众多的中小民营企业,就不可能解决大量底层劳动者的就业以及农村劳动力转移等问题,要让他们脱离贫困同样也是不可能的。同样,如果民营经济发展的障碍重重,创造的财富不多,就不能让大量的劳动者获得较多的收入,只能解决温饱问题,但解决不了富民的问题,更难以壮大中等收入群体,难以形成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社会结构。浙江是我国基尼系数最低的地方,而贵州基尼系数最高,就是由于浙江民营经济发达,庞大的中等收入群体业已形成,而贵州民营经济发展较为滞后,要扩大中等收入人群并非易事。民营经济的重要性还在于其为国民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我国GDP的60%、外贸出口的60%、发明专利的65%、税收的60%,都是民营经济创造的,民营经济已经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我国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和经济社会的发展,民营经济将居于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在我国,国有经济无疑是国民经济的脊梁,没有强大的国有经济的支撑,国家的强大是不可能的。但是,我国资本相对缺乏,人力资源较为充足。过度发展重工业、国有经济,不利于资源禀赋丰富的产业发展,并有可能挤压中小企业的生存空间,甚至会导致不当决策的危险。因而,政府既要扶持大企业,也要扶持小企业,大力推进中小企业、微型企业的发展,为其创造良好的经营环境,而不能抓大弃小。生态学上有“生物多样性”的概念,是指各种生物共同发展生态才能平衡。同样,企业多元化多样化发展,整个国民经济才能充满活力。毋庸置疑,改革开放30多年来,民营经济获得了较快发展,向民营企业敞开大门的领域越来越多。但目前一些垄断行业的准入门槛仍然太高,尤其是外资能够进入的产业领域,民营企业却不能顺利进入。加之强大的国进民退趋势,使得民间资本对垄断行业的投资持观望甚至放弃的态度。国外的国有企业大多被限制在公益事业领域,且目标是国民福祉的最大化,而不是追求利益最大化。因此,要改变政府深度干预经济、过度偏好外企、歧视和过于约束民营经济等有违市场经济规律的做法,采取切实措施,加快打破行业垄断格局,放宽民间资本的准入限制,鼓励和支持民营企业进入基础设施、公用事业、石油能源、交通通讯、金融服务等垄断性、公益性领域。政府还应适当限制国有企业的经营领域,并制定禁止国有大企业从事民营中小企业固定行业的经营,促进国有大企业向民营中小企业转移此类经营领域的制度,并最终将国有资本收缩到公益事业范围内。同时要推进政府改革和转型,为民间资本发展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这不仅可以救活众多民营企业,而且迫使垄断型企业加速改制,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降低成本,促进经济增长。[7]
(二)支持和鼓励劳动者创业
就业是创造财富的前提,而大资本大项目很难吸引就业。要让更多的劳动者参与到创造财富的过程中,就应加大对创业的扶持力度,尤其要大力扶持小微型企业(主要是家庭工业)的发展。实践证明,发展小微型企业可以创造众多的就业机会。这不仅因为小微企业技术构成较低,劳动密集程度较高,单位投资安排的就业人员比大型企业多得多,而且小微企业反映灵敏,上马迅捷,建设周期短。创业者由于拥有某项专利或发现某个市场机会,或找到某个条件优越的地理位置等,都可能创办自己的企业。据测算,在我国,创造一个就业岗位,大型企业需投资22万元,中型企业需投资12万元,小型企业只需投资8万元,小微型企业的投资更少。浙江省从事家庭工业的人员分别占到全省全部就业人数、全省工业就业人数的1/8和1/4。即便是欧美发达国家,随着工业文明的进步,家庭工业不仅没有消失,反而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如瑞士、法国、荷兰、丹麦等国,现代家庭工业产值都占到GDP的20%至30%,从业人员占社会总劳动力的40%以上。瑞士的高档钟表、以色列的钻石首饰、德国的精工小五金等主要出自家庭作坊,美国长岛1000多家企业,其中800多家是提供尖端技术产品的家庭工业。
在很多市场经济国家,非登记企业大量存在,几乎占所有企业数的1/3。一些小本经营,如在家开网店、修理自行车等并不需要登记注册,只要依法经营、依法纳税即可。但在国内,不登记在册即为非法经营。而登记在册的手续和环节又十分繁杂。美国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和世界银行的专家曾对世界85个国家和地区的创业环境进行系统调查。结果显示,从注册一家公司到开业,平均所必走的审批步骤,加拿大只需两天,而我国需要闯7道关,历时111天。而各种注册、执照申请与审批所需费用,美国、英国、加拿大不到其人均年薪的1%,我国则占据了人均年薪的11%。在自由企业制度下,公民享受充分的自由创业权,创业门槛极低,没有注册资本制度,有的只是形式上存在,如美国的“1美元注册”制度。而我国的公司法规定,设立一家有限责任公司的注册资本需30万元到50万元人民币,最低的科技咨询类公司也要10万元人民币。在注册资本制度下,一个天才的创意可能会因为缺乏启动资金而无法创业。国外千人拥有企业数达到48个,我国只有10个左右,企业数量如此之少,管得过严无疑是重要原因。因此,我们要降低创业门槛,进一步简化办事程序,降低企业注册资本要求,放宽高科技产业的知识产权投资比例限制。搭建资金扶助平台,给缺乏启动资金的创业者提供优惠贷款或贴息贷款等,要特别鼓励那些具有专业知识和技能的人创业,对技术含量高、创新性强的项目应给予一定的辅助资金,以提高创业的成功率。要有针对性地开展创业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的培训,帮助创业者掌握经营管理、市场营销、法律法规、融资理财等方面的知识以及提供项目论证、业务咨询和决策参考等帮助。政府要建立全方位的服务体系,以解决许多影响平民创业的深层次问题,如缺乏系统创业知识、缺项目、缺资金、选址难、办证难、咨询求助难等问题,搭建技术咨询、管理咨询、市场开拓等交流平台,提升创业者的经营管理水平。[8]
(三)对中小企业实施特殊的财税信贷政策支持
包括民营企业在内的广大中小企业为我国经济的发展和民众的就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在当下,中小企业面临着融资难、税负重、收费多、管制严、受歧视的现状,实业发展之路举步维艰。不少民营企业正在脱实向虚,转向证券、房地产、艺术品等领域。任凭这种状况继续恶化,会对民营经济和国民经济的发展造成非常不利的影响。扶持民营经济发展,就必须破解中小企业的融资困境,加大对金融机构扶持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激励,进一步完善民营企业的间接融资市场,积极发展民营金融机构解决民营企业融资的困难,帮助中小企业获得更多的资源;减轻中小企业、微型企业的各种税费负担,尤其是对小微企业,应像免除农业税那样,制订出分阶段实施的时间表,逐步提高税收起征点和降低税率,直至免除其全部税费。
给予中小企业信贷政策支持是国际通行的做法。要使我国中小企业融资环境切实得到改善,必须借鉴国际上成功的经验,调整信贷结构,创新民营企业金融服务模式和业务流程,对基本面和信用记录良好、有市场、有竞争力、有订单但经营或财务暂时出现困难的民营企业加大信贷及多元化融资支持。为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有必要将民营企业的信贷额度单独列出,以防止信贷资源被大企业挤占,保证民营企业的信贷需求。为降低民营企业的融资成本,可实行差别利率,尤其是降低实体经济的民营企业贷款利率。为满足民营企业快速发展的资金需求,必须着力拓宽民营企业直接融资渠道,支持符合条件的民营企业在创业板上市。由于给民营企业贷款须承受较大风险,审贷成本又高,民营企业在申请贷款方面往往处于不利地位。为此,应着力建立和完善全国性的、省级的、地市级以及县级的多层次的民营企业信用担保体系,以克服信息不对称而导致交易成本较高的障碍。要建立中小企业贷款风险补偿基金,完善中小企业信贷风险分担机制。政府在加强信用环境和金融生态建设的基础上,可通过资本注入、风险补偿等方式,增加对信用担保机构的支持。同时要加强中小企业金融统计和信息报送工作,探索建立适合中小企业特点的融资信息动态监测制度,及时掌握中小企业金融服务信息,加快推进企业信用体系建设,加强企业信用自律管理等。为了加大对中小企业的金融支持,有必要推进专门的行业金融机构建设。行业金融是银行专业化经营的有效方式,由于目标集中,可以造就差别化的服务,为中小企业提供高质量和高效率的金融服务。
国际上很多国家对中小企业都有明确的财税扶持政策,普遍对中小企业采用低利率、高免税的做法。如美国将与小企业密切相关的个人所得税降低25%,资本收益税下调至20%,对小企业的R&D投资采取减免税收的优惠政策,并规定联邦政府采购合同的23%必须给小企业;日本的中小企业在遇到经营困难时可以获得财政支持,中小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可以得到税收优惠和资金补助。我们要扶持面临困境的中小企业,就要通过各种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政策,帮助其减轻要素成本上涨压力。当前,要推进增值税转型,扩大中小企业增值税抵扣范围;对创新创业型中小企业,可采取加速折旧等多种税收优惠形式;对从事技术开发的中小企业进行财政补贴,对其新品开发、员工培训等活动提供无偿资金资助,并以贴息贷款的方式优先为其提供政策性融资;中小企业吸纳下岗失业人员就业应给予税收减免;政府采购政策应适度向中小企业倾斜;个人独资和合伙制中小企业可在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之间进行选择,避免重复征税;继续调整出口退税政策,适时提高相关产品的出口退税率;大力清理行政审批费用和治理乱收费,以减轻企业负担。还要综合利用财政和金融政策手段,采取放水养鱼的方式,为中小企业创造更好的生存环境。中小企业数量众多,涉及面广,分布分散,彼此间差异性显著,单一的扶持政策显然不能满足中小企业多样化发展的要求。因此,政府的扶持政策不能是普遍性的扶弱济贫,而应根据中小企业的实际状况有针对性地进行扶持。对规模较小、实力较弱的中小企业,政府要从财政、税收、金融、信息等方面加以帮助和引导,提高其市场竞争力;而对于具有创造性和成长性的中小企业,就要根据其所具有的竞争优势和发展前途,对其实施倾斜性的鼓励和扶持政策。在服务手段上,对中小企业的支持不应是政府单方面的,也应动员和鼓励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在服务内容上,应以满足中小企业实际需求的方式展开,进行菜单式服务,由中小企业自主进行选择。[9]
四、进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是我国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的根本立足点。而提高居民消费能力是扩大消费的根本所在,人均可支配收入不足和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消费水平增长缓慢和消费行为扭曲。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是关系到实现社会公平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大问题,理应将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上升到一个国家和民族生存哲学的高度来看待。中共十六大提出要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温家宝总理把分蛋糕看成是政府良心的体现。因此,必须对现行的收入分配制度进行改革,大幅度提高居民收入水平。鉴于中低收入者规模庞大且边际消费倾向较高,高收入者边际消费倾向较低的现状,要调整和改变现有分配格局,着力提高普通劳动者收入,壮大中等收入群体,以有效释放消费潜力。多年来,我国居民收入远远落后于政府和企业收入的增长,尤其是农民工的工资被长期压低。据统计,2.3亿农民工的平均工资只相当于城市户籍劳动力平均工资的25%~30%。如果实现同工同酬,上亿农民工每年至少可以多得3000~5000亿元。因此,必须建立一种普遍的适应市场经济规律的薪酬增长机制。
初次分配要切实向劳动者倾斜,提高工资性收入比重。改变资方单方面决定工人工资的现状,建立和完善普遍适用的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形成劳资协调机制,增强劳方的谈判能力;职工工资随物价指数同步增长,企业管理层收入水平与一般职工收入水平相挂钩。为促进员工工资的正常增长,要降低竞争领域企业尤其是困难企业的所得税、增值税、营业税。同时,合理调整行业之间的收入水平,打破行政性垄断。目前,国有企业职工工资明显高于民营企业职工,而且还通过各种途径变相发放福利,必须改变这种现状。二次分配要加大向公共服务和弱势群体倾斜的力度,国家财政用于社会保障以及转移支付的支出比例须以制度形式加以明确,高收入者要通过开征相关税种进行调节。为增强普通劳动者应对通胀的能力,要通过修改个人所得税法,切实减轻其税收负担,增加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这有利于激发企业和个人的积极性,为国民经济的发展注入动力和活力。还要增加对农村和经济欠发达地区的转移支付,加大对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支持力度,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加快推进现代农业建设,提升政府对农民的补贴水平,推进土地制度改革,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三次分配要注重向特殊困难群体倾斜,鼓励发展民间慈善事业,促使社会保障、民政救济与民间慈善相结合,为低收入群体编织“安全网”。
五、加快经济建设型财政向公共服务型财政转型
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我国社会正在由生存型阶段向发展型阶段迈进,公共产品需求增长速度加快,在个人消费总支出中用于公共产品支出的比重明显上升。亟需增加政府支出,以改善民生和社会事业,扩大社会保障制度覆盖面,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形成良好的居民消费预期。研究表明,政府公共服务支出占政府总支出的比重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居民消费率将提高0.2个百分点。[10]可见,政府支出结构对居民收入与消费有着明显的影响。政府公共服务支出增加,居民在医疗、教育、养老等方面的支出必然减少,其谨慎预期就会弱化,消费倾向就会提高,就能够比较放心地理性地消费。总体上看,目前我国的政府机构更多的还是经济建设型的,离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要求还相差甚远。要将民富优先作为收入分配改革的价值取向,不仅要让人民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更要体现政府的公共责任,这就要求经济建设型财政向公共服务型财政转型。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 GDP快速增长使国家财政收入迅猛增加,大大增强了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但由于长时期地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速度,出现了许多社会问题,且开始集中爆发,使得经济增长本身面临着严峻的社会基础短板的制约。为此,需要政府放弃增长主义意识,尽快完成政府的去经济化,增加公共产品的供给,加大力度投入与建设社会保障体系,实施将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制度安排,以增强消费对中国经济的拉动力。国有企业是全民的资产,要将国有企业的资本、资产和收益纳入公共财政,将其作为一项公共资源进行重新配置,将国有企业分红惠及于民。美国企业利润分红比例为26%,法国、瑞典等国国有企业分配比例达到33%,我国国有企业2010年分红上缴比例还不到10%,提高这一比例势在必行。政府支出结构要向公益性回归,增加公共服务支出,加快建设公共服务设施,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政府要加大对公共事业的投入力度,让中低收入群体享受优质公共服务与社会救助,增强其抵御风险灾害的能力。要为困难群体提供免费的职业培训及就业信息,创造就业条件等。要集中利用人力资源、资金、设备、设施,以提高公共服务质量,缩小农村与城市的差距。政府要把增加公共服务支出和居民消费放在优先的战略位置上,制定长期的战略,形成一系列的制度安排。只要民富优先有了体制和法律保障,共同富裕就能由理念变为现实。
六、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
必须用工业理念、用管理现代工业的办法来组织现代农业的生产和经营,从现有资源条件出发,实施种植业、养殖业等优势产品区域布局规划,推进农业向优势品种集中,推进优势农产品生产基地和产业带的建设,形成专业化优质高效农业生产体系。为此,要大力发展粮食加工业,提高粮食综合效益;大力发展畜牧业和农林牧产品精深加工,不断拉长产业链,提高产品附加值,推动农业与工业的对接;扩大养殖、园艺等劳动密集型产品和绿色产品生产,并由此带动流通、中介等各种服务业的发展,拓宽农民就业和增收渠道。要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以市场为导向,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依靠各类龙头企业和组织的带动,以农产品加工业作为桥梁,将农产品种养加、产供销、内外贸等紧密结合起来,实行一体化经营、社会化服务和企业化管理,形成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机制。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可以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向广度和深度进军,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土地产出率,使农民从整个产业链中获取更高的收益。实行农业产业化经营,要支持鼓励具有一定实力的公司将合作制导入农户中去,组织农民参与产业化生产和市场化经营。要重点引导扶持农民、企业发展自律性的农产品行业协会和以农产品生产或营销专业户为主体的农民专业合作组织,逐步形成专业农户、专业加工企业和流通企业、农产品行业协会构成的农业产业化经营体系,提高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11]还要大胆探索农村土地股份合作制的有效实现形式,通过股权流转和资本引入,逐步实现农村土地股份合作经济的社会化经营,保障农民对土地的收益权。
近年来农民收入增长较多,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仍未得到根本改变。国家统计局网站调查数据显示:2011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总收入23 979元,其中人均可支配收入21 810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6 977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之比达到3.13:1。在地区差距、城乡差距和群体差距当中,最大的是城乡差距,农民增收困难依然是最为突出的矛盾。农民增收困难有多方面的原因,如农业产业的弱质性、农业产业结构不合理,农产品市场发育程度低,农民的组织化程度不足,以及政府在农村财税金融等政策上存在偏差等。但毋庸置疑,人多地少是一重要的因素。在农村人口众多、每户农民耕地面积不断减少的情况下,要通过土地使如此规模庞大的农民群体脱贫致富几乎是不可能的。只有减少农村劳动力,把农村人口越来越多地变成城镇人口,农村的土地才有可能实行规模化、专业化和集约化生产,农产品的成本才会大幅度降低,农产品市场化比例才能大大提高,农民的人均收入和生活水平才能达到与城市人口相当或相近的水平。[12]因此,要进行制度创新,加大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土地制度、就业制度、住房制度、医疗制度、教育制度和公共财政制度改革的力度,打破过去城乡二元结构给农民设定的种种制度壁垒,促进劳动力由农村向城市的自由流动,为进城农民提供公平的就业和生活环境,降低其进城以后的生活成本,使其在参与城市建设过程中获得源源不断的收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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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周晓红.推进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问题探讨[J].理论建设,2008,(2).
[12]周晓红.加速农村劳动力转移是建设新农村的重要战略选择[J].江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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