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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保险制度选择与收入再分配效应

  养老保险制度具有三大主要功能:储蓄、保险和收入再分配。养老保险制度作为一个庞大的转移支付系统,在收入再分配方面会因制度的差异而产生不同的再分配效应。对于现收现付制养老保险来说,收入的再分配既有代际再分配,也有代内的再分配。而基金制养老保险由于个人账户上的养老基金全部来源于个人工资收入的缴纳,个人退休后领取的养老金完全由个人的养老储蓄支付,既没有收入的代内再分配,也没有代际收入再分配,它几乎不存在收入的再分配问题。
一、 收入再分配机制
国民收入的分配通常是在市场机制和政府分配机制的共同作用下完成的,社会在一定时期内总产出将通过工资、利润、利息、租金等形式分配给要素的所有者,形成初次分配;然后国家或政府通过税收、规费等形式收缴财政收入,其中的一部分又重新分配给个人,形成收入的再分配。
市场机制的分配主体是各类生产要素的所有者。社会根据社会成员所拥有的生产要素的数量与质量以及该要素的稀缺程度对一定时期的社会总产出进行初次分配,分配机制是以价值规律为基础的生产要素的价格形成机制和供求机制。这种由市场机制决定收入分配机制只注重经济效率,容易忽略分配的公平性,形成收入分配在国民个体之间的差距,甚至有可能使收入差距超出社会所能容忍的界限,特别是没有财产与劳动能力的老年人是无法获得收入分配的,其最低生活水平也不能达到。
对于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的关系,库兹涅茨提出所谓的倒U字假说,他认为,在经济未充分发展的阶段,收入分配将随同经济的发展而趋于不不平等,其后经历收入分配暂时无大变化的时期,到经济充分发展的阶段,收入分配将趋于平等。即收入分配不平等对经济增长不利,而随着经济的增长,收入分配必然会趋于平等。
悬殊的收入分配差距对社会的稳定发展与经济增长会产生一系列的负面影响:首先会降低整个国民经济的边际消费倾向,降低国民整体的福利水平,引起经济增长的乏力;其次会导致资源分配不合理,容易产生行业垄断和权利寻租等行为;再次,会加剧社会各阶层的矛盾,在我国不利于国民共享改革的成果,从而给我们的改革顺利进行带来阻力。
正由于市场机制对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缺陷,必须引入国家或政府为主体的再分配机制。养老保险制度是政府的一种重要的再分配手段。政府通过建立养老保险制度,将一部分国民收入分配给已经不能进入劳动市场的退休者,以保障他们老年时的基本生活。当老年人所获得养老金收益大于其过去对养老保险的贡献时,意味着他得到了社会其他成员的资助;如果他所获得养老保险收益小于其过去的养老保险的贡献,说明他资助了社会的其它成员。总的来说,养老保险制度具有收入再分配的功能,在横向上是各社会成员之间的彼此互助和互济,从纵向上是不同年龄劳动者之间的赡养与抚育。当然,养老保险制度作为一种收入再分配机制,通过收入再代际或代内的转移支付,使一部分老年人的收入有所增加,保障了老年人的基本生活与权益,部分地解决了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差距悬殊的问题,改善了分配的效率,使之更接近于帕累托的最优状态,但它并不能从根本上消除国民收入分配的差距。
尽管各国建立养老保险的初衷都是为维护社会稳定与促进经济发展,但不同的养老保险制度在收入再分配功能上存在着较大的差别。完全基金制养老保险由于其养老金实行完全积累的个人账户制,是一种自济性的筹资方式,劳动者之间收入分配缺乏互济性,不能实行同代人之间的高收入者向低收入者的收入转移支付。从理论上来看,完全基金制养老保险是一种强制储蓄的制度,实行的是水平性的收入在分配,即个人收入在劳动时间与非劳动时间之间、健康时间与非健康时间的分配,很难解决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现收现付制养老保险的基金运行方式是:当年养老保险基金筹集的缴费收入全部用于当年养老金的发放支出,注重短期的资金运行平衡。因此,现收现付制养老保险的互济性较强,不仅体现了在职职工与退休者之间的互济,而且还体现了不同地区之间的互济,能够较好地调节社会成员之间、各地区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同时现收现付制养老保险基金的社会统筹有可能使养老金支出规模超过国民经济的承受能力,减缓经济增长速度。
 
二、代际收入再分配效应
代际收入再分配即是在不同代际之间进行的收入再分配,即国民收入从年轻一代转移支付给老年的一代,或者从老年的一代转移支付给年轻的一代。由于现收现付制养老保险的资金运行机制是由在职职工按照一定比例从工资收入中缴纳养老保险费,以形成养老保险基金,支付同期退休的老年人的养老金。也就是说现收现付制是由正在工作的一代的收入支付已经退休的一代人的养老金,即通过代际之间的收入转移支付来解决老年人的养老金发放问题。所以现收现付制养老保险的收入转移支付在本质上是一种代际的收入再分配。
萨缪尔森的叠代模型证明了在现收现付制养老保险经济中,养老保险基金的增长率与人口增长率一致。但是在现实的经济中,每一代人所获得的养老金收益率是各不相同的,特别是当各期的人口增长率差异较大时,先收现付制养老保险的这种代际之间的收入再分配功能是十分显著的。 
在现收现付制养老保险的代际收入再分配的研究中,以雷默尔(Leimer,1994)的实证研究为代表,他通过计算美国数据的实证分析,发现在美国的养老保险制度中,各代人所获得的养老保险的收益率并不稳定,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这说明在现收现付制的养老保险制度会产生巨大的代际收入再分配功能。
从表一可以看出,在美国的养老保险制度中,各代之间的养老保险收益率存在着较大的差距。随着美国养老保险制度的不断完善,从20世纪开始,各代之间的养老保险收益率逐年下降,这意味着美国的养老保险制度正面临着支大于收,国家财政负担开始加重。同时它的养老保险的代际收入转移也在逐渐减少,说明代际收入再分配的功能逐渐减弱。
表4-3:美国养老保险制度代际收入再分配
出生时间不同的年代
  (单位:年)
养老保险收益率
  (单位:%)
代际收入转移(以1989年美元币值为准,单位:10亿美元)
    1876      36.5      12.1
    1900      11.9     112.0
    1925       4.8      99.6
    1950       2.2      14.0
    1975       1.9      -8.0
    2000       1.7     -15.2
资料来源:Leimer,D,“Cohort Specific Measures of Lifetime Net Social Security Transfers”, Working Paper No.59(Office of Research and Statistics,Social Security Administration,Washington,D.C.),1994.
养老保险制度通过在不同各代之间的收入再分配所产生的效应最明显的是能够有效地缓解老年人的贫困问题,有效地分摊了经济不稳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风险。也能够在一定时期内缩小个人之间收入分配的差距,保护若是群体,维持社会的公平与稳定。
对于养老保险制度的代际收入再分配的一般均衡效应,波恩(Bohn,1997)在随机时代交叠模型中进行了具体的研究,其结论是由年轻的一代向年长的一代收入再分配,会降低年轻一代人的个人储蓄率,从而将整个经济的增长路径调整到一条人均资本更低的路径上来,较低的人均资本存量将提高利率,而使个人的工资水平下降。
三、代内收入再分配效应
 (一)基本概念和主要指标
1、基本概念。养老保险制度的代内收入再分配是在同一代人中进行的,由年轻的劳动者在工作期间按照一定的比率缴纳养老保险费用,存入个人账户,到年老退休时在领取养老金以保障老年期的生活,实现个人收入在时间上的重新安排。一般地,完全基金制养老保险的收入再分配是在同代人之间完成的。
  养老保险的代内收入再分配主要包括:(1)同时期穷人与富人之间的收入转移;(2)同时期高收入群体与低收入群体或社会弱势群体之间的收入转移;(3)劳动者个人在职期间的收入转移到退休时期。
 2、主要指标。衡量一种养老保险制度收入代内再分配的一个重要的指标是养老金替代率,特别在养老金给付水平与其过去对养老保险缴费密切相关的制度中,意义较为明显。养老金替代率有以下几个指标:
(1)净替代率和总替代率,由于劳动者退休后所获得的收入除养老金外,英国还有其它途径如个人储蓄的利息、投资收益等。而个人退休所获得的净养老金与个人净收入之间的比率即为径替代率;而个人退休后所获得的总养老金与个人总收入之间的比率为总替代率,养老金的净替代率和总替代率较低或下降时,说明养老保险制度具有较强的代内收入再分配性质;如果养老金的替代率在上升,意味着养老保险的这种代内收入再分配功能在逐渐弱化。
(2)净平均替代率与总平均替代率,个人退休后所获得的净养老金与整个社会平均净收入的比率为净平均替代率,而个人退休后所获得的总养老金与全社会总平均收入的比率为总平均替代率。如果养老保险的净平均替代率与总平均替代率较高,说明在同时期的穷人与富人之间的收入再分配不明显,如果净平均替代率和总平均替代率较低或下降,说明同时期的穷人与富人之间的硕儒再分配功能较为显著或正在增强。
  迪斯尼和约翰森(Disney and Johnson,2001)集中了10个主要OECD国家的社会养老金替代率,对这些国家养老保险制度袋内收入再分配效应进行研究。其结论是:(1)欧洲大陆国家法、德、意等国家的养老保险替代率较高,而且养老保险的净平均替代率与总平均替代率随着劳动者个人的收入的增加而提高,说明同时期穷人与富人之间的收入再分配功能不是很显著,原先收入高的劳动者退休也能够获得较高的养老金;(2)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养老保险的净替代率与总替代率在下降,说明这些国家的养老保险制度有较强的代内收入再分配功能;(3)如果养老金按照全国平均收入水平的一定比例发放,即劳动者个人退休后养老金水平与个人收入水平的高低没有必然联系,说明养老保险的收入再分配功能是很强的。(4)如果高收入阶层养老金的替代率越低,而低收入阶层的养老金替代率很低,意味着养老保险制度具有较强的代内收入再分配性质;反之则反是。
(二)代内收入再分配的模型介绍
1、基本假设:模型的分析框架是持久收入模型,主要分析现收现付制养老保险对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平等的影响。假设经济中的收入与财富的不平等来源于个人收入与资产收益的不确定性,如果没有引入养老保险制度,个人收入与财富的不平等或分配差距将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进一步扩大。
2、模型介绍。假设行为人在时期的工资收入为,消费为,资产为,各期的市场利率为,那么:。
在个人的时间偏好率等于利率时,各期的消费为:,(其中表示个人根据时期信息对时期工资的预期。
所以,时期个人的可支配收入为
 储蓄为:,
如果个人的工资收入满足随机过程:,其中为个人的平均工资收入,为白噪声。因此消费满足随机游走过程:。
如果经济中存在不同的个体,那么个人的工资收入满足以下随机过程:
       
其中为个人的平均工资收入,为系统风险,为个人特有的风险。
个人各期的消费为:,如果个人特有的风险与滞后一期的消费无关,那么不同个人消费分布的方差为:
该公式说明随着时间的延长,个人之间的消费水平的差异将变得越大。
同时我们还可以得到个在时期的储蓄:,
由于新增资产, 所以。
个人可支配收入是消费与储蓄之和,所以个人新增加的可支配收入为:
从而时期不同的个人可支配收入分布的方差为:
   
该公式表示随着时间的变化,个人可支配收入的差异会增大。
同样地,时期不同个人资产分布的方差为:,即个人资产的分布差异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将变大。
  而时期不同的个人工资收入分布的方差为:,是一个常数,说明个人工资收入的差异与时间的变化与否没有关联的。
  在政府引入养老保险制度后,劳动者个人必须按照一定的比率从其工资收入中扣除一部分来缴纳养老保险费,然后再平均分配给个人,那么个人的可支配的工资收入将发生变化。个人各期的工资收入为:
       
从而时期不同个人的消费分布差异的方差、可支配收入分布的方差以及个人资产分布的方差分别为:
  从上述公式对比可以看出,在引入养老保险制度之后,个人消费分布的方差、可支配收入分布的方差以及个人资产分布的方差都要小于养老保险制度被引入之前的方差,这说明养老保险制度被引入之后,不同的个人在消费、可支配收入和个人资产方面的差异有所缩小。养老保险制度对同一个时期代内收入有再分配的功能,它使得同一时期的不同个人之间在消费、资产方面的分配不平等现象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
(一) 养老保险制度代内收入再分配的效应
   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与再分配涉及到国家、企业和个人的利益,形成多格局的利益阶层。居民与住户所占的收入份额决定了伦洛兹曲线的图像和基尼系数的高低。社会养老保险制度通过代内收入再分配机制,对劳动者劳动收入的扣除和财政手段将国民收入的一部分集中到政府预算,转移支付到退休群体的手中,以保障退休者的基本生活水平,使一部分社会成员、尤其是无经济来源的老年人的收入增加了收入,从而对已经形成的收入分配格局进行了修正与调整,伦洛兹曲线更接近于绝对平均线,同时基尼系数会变小,说明养老保险制度的收入再分配使原有收入分配格局得到了改善。
   如图4-2所示,横轴OH为人口(按收入由低到高分组)的累计百分比,纵轴OM表示收入的累计百分比,ON为收入分配的绝对平均线,ODC为在没有养老保险制度收入再分配机制之前的洛伦兹曲线,其弯曲程度越大或越远离OC线,说明收入分配的差距越大或越不平等。由于养老保险制度收入再分配机制的作用,使原来的收入分配格局发生了改变,洛伦兹曲线将更靠近绝对平均线OC,亦即养老保险制度的收入再分配机制改善了收入分配的效率,更接近于帕累托最优状态。与此同时,衡量一个国家贫富差别标准的基尼系数也发生了变化,养老保险制度建立前的基尼系数为:,而养老保险制度建立后,由于其收入再分配机制的作用,基尼系数被调整为:,因为>,所以>,说明养老保险制度的收入再分配机制使基尼系数的值变小,收入分配的差距有所缓解,贫富差别缩小
   对欧洲大陆养老保险制度比较完善的国家的经验研究表明:养老保险制度建立后,由于其代内收入再分配机制的作用,收入分配状况有了较大的帕累托改进,如英国1982年收入最高的20%家庭与最低收入的20%家庭的税前收入比为120﹕1,但在税后和养老保险缴费后的比例为4﹕1,社会成员的收入分配差距有较大的缩小。同时经验研究还表明:在建立了养老保险的欧洲大陆国家,高收入群体养老金的替代率低,而低收入者养老金的替代率较高,说明养老保险制度的收入再分配是“累进的”。但是对美国和加拿大的研究发现,养老金的数量除了与过去对养老保险的贡献有关外,还应该个人收入分布的状况、工作年限的长短以及受教育的高低,只有才能正确判断养老保险制度的收入再分配的效应问题。首先,由于预期寿命高的个人退休后存活期很长,领取养老金的时间也长,其养老金总额有可能超过其过去的养老保险缴费。而低预期寿命的个人退休后的存活期较短甚至没有退休就死亡,其所领取的养老金远远小于其所缴纳的养老金,从而使得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向高预期寿命群体转移。其次,工作年限较短(工作时间低于35年)的每年所缴纳的养老金累积低于工作年限较长(工作时间超过35年)的劳动者所缴纳的养老金总额,而养老金的发放不以收入为基础,是根据其工作期间的最高工资为计发标准。这样养老保险制度的收入再分配有可能使收入从工作年限长的群体项工作年限短的群体转移。再次,接受教育的程度,一般而言,接受教育程度高的个人所需要的时间长,参加工作的时间晚,工作年限较短,所以养老保险的收入再分配有可能使收入从文化程度较低的群体向文化程度较高的群体转移。就总体而言,那些高收入者在健康方面的投入较高、工作条件好而预期寿命长,同时接受教育的时间长而工作年限短,所以现收现付制养老保险的收入再分配有可能使收入从低收入群体向高收入群体转移,而不是相反。从而使养老保险“累进的”收入再分配被抵消一部分。
   合理的收入差距将会对企业与个人产生激励作用,增强经济发展的动力。但悬殊的收入差距又会严重影响经济的可持续性和健康的发展,降低经济增长的效率。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收入水平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GDP的增长而稳步上升,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我国居民的收入差距有迅速扩大的趋势,居民的贫富差距较大。90年代后期,收入由高到低的各20%的居民组的收入占居民总收入的百分比分别为47%、22%、15%、10%、6%,与90年代前期相比较,最高收入居民的收入所占的份额增长了5个百分比。此外基尼系数不断增长,并超过了0.4的警戒线,据世界银行的报告,中国目前的基尼系数大约为0.35—0.48之间,基尼系数各年度分别为:2003年为0.458,2004年为0.465。已经进入收入差距较大的国家之列。需要注意的是我国居民收入分配的差距不仅表现为城乡差别,而且还有地区差别。
如果最低工资也能反映一国收入分配的差距,那么我们可以通过中国的最低工资水平与平均工资水平的比较,判断中国居民的收入分配差距。根据国际标准,最低工资应该达到现行平均工资水平的40%—60%,而我国1994以来,最低工资还没有达到社会平均工资水平的40%。当收入分配的差距悬殊,社会的弱势群体增多,必然会引起社会矛盾的计划,阻碍经济的进一步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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